世人皆知1960年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却不知在1965年，竟出现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奇事。那一年的沈阳街头，挂满了＂爱国购肉＂的标语，市政府更是下了一道令人哭笑不得的＂硬性命令＂：每名干部必须购买15公斤猪肉，工人也要买够5公斤。不仅如此，政府还特意安排＂先吃后付＂的优惠政策，让工人可以从来年的工资中分期付款。在那个物资并不丰富的年代，为何会出现如此奇特的＂强制购肉令＂？又是什么原因，让一向珍贵的猪肉突然变得供大于求？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1950年代初期，中国的外贸出口品种并不丰富。在工业产品竞争力有限的情况下，农产品出口成为了获取外汇的重要方法。其中，生猪及猪肉出口在农产品出口中占了重要地位。

  以广东省为例，1952年至1962年间，生猪出口主要是通过香港中转。当时广东省每年向香港出口生猪数量从5万头逐步增长到15万头。这些生猪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可观的外汇收入，还直接换回了急需的机械设备。

  1958年，上海市与意大利菲亚特公司达成了一项特殊的贸易协议。这份协议规定，中方以冷冻猪肉作为支付手段，换取菲亚特公司的拖拉机。当年年底，第一批由上海运往意大利的冷冻猪肉装船启程，而几个月后，崭新的拖拉机也陆续运抵上海港。

  天津市在1960年初期同样开展了类似的易货贸易。天津港每月都有专门的冷藏船只，将冷冻猪肉运往日本。这些猪肉大多数来源于河北、山东等周边省份的生猪养殖基地。通过这一种方式，天津不但获得了外汇收入，还换回了大量纺织机械设备。

  然而到了1963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得益于前期农村生猪养殖政策的调整，全国生猪产量开始大幅增长。以江苏省为例，1963年全省生猪存栏量达到了1960年的2.5倍。浙江省的情况更为突出，1963年底全省生猪存栏量比1962年增长了87%。

  这种快速增长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供给过剩。由于当时冷库设施有限，很多地方出现了猪肉积压的现象。在河南省，1964年春节前夕就出现了生猪收购困难的情况，部分地区不得不暂停收购。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东北地区。1964年末，辽宁省的猪肉库存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黑龙江省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哈尔滨市的肉联厂仓库几乎处于满仓状态，不得不紧急调配货源到其他省份。

  这种供给过剩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65年。在这一年里，全国各地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各种促销措施，试图化解这一困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沈阳市推出的干部必须购买15公斤猪肉的规定。

  195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开展，生猪养殖模式迎来了一次重大转折。在＂公社化＂的大背景下，原本分散在农户家中的生猪养殖被整合到集体猪场中。

  以河北省为例，1955年春季，石家庄地区就建立了超过200个集体猪场。这些猪场规模不一，大的可饲养生猪300头以上，小的也有50头左右。按照当时的规划，这种集中饲养方式本应带来效率的提升和产量的增长。

  然而实践结果却大大出乎预料。在河南省新乡县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记载，1955年下半年，当地12个集体猪场出现了严重的疫病问题。由于集中饲养导致疫病传播速度加快，加之防疫经验不足，仅3个月时间就损失了近200头生猪。

  江西省的情况也不容乐观。1955年冬季，赣州地区的集体猪场出现了大规模的饲料短缺。由于统一采购的饲料无法及时到位，不少猪场不得不采取压缩饲料配给的方式。这直接导致生猪生长缓慢，出栏时间延长。

  面对这种局面，1956年7月，中央及时调整了政策方向。新的政策明确提出＂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将生猪养殖的重心重新回归到农户家庭。这一政策的出台立即收到了明显效果。以浙江省为例，1957年全省生猪存栏量比1955年增长了72%。

  然而，1959年至1961年的自然灾害，又给生猪养殖带来了新的考验。在这期间，由于饲料短缺，许多地区的生猪存栏量大幅下降。四川省的统计数据显示，1960年全省生猪存栏量比1957年减少了近40%。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1961年开始，各地纷纷采取措施恢复个体养殖。湖南省首先试点，允许农民利用房前屋后的零星土地种植饲料作物。这一做法很快在全国推广。同年，山东省创造性地推出了＂以工补猪＂政策，允许农民利用农闲时间参与公共工程建设，用工分换取饲料。

  到1962年，个体养殖的优势进一步显现。安徽省的调查数据表明，同样的饲料投入，个体养殖的生猪出栏率比集体猪场高出近20%。这一数据为个体养殖模式提供了有力支持。

  1963年初，全国范围内的生猪养殖已经全面恢复到个体养殖为主的模式。各地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个体养殖的支持政策。这为后来出现的生猪供给过剩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养殖模式的变迁充分体现了政策调整的重要性，也为后续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随着个体养殖模式的确立，各地开始探索更多创新性的政策措施来进一步促进生猪生产。这些政策不仅涉及价格调整，还包括了多项富有创意的制度创新。

  1963年初，江苏省率先推出了＂购七留三＂政策。这一政策规定，农户养殖的生猪，70%按照国家收购价格统购，剩余30%可以由农户自行处置。在苏州地区的试点中，这一政策迅速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当年第二季度，苏州地区的生猪出栏量就比第一季度增长了45%。

  紧接着，浙江省在＂购七留三＂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推出了梯级收购价格制度。对超额完成交售任务的农户，每超过一头猪就增加2元的奖励。这一措施在杭州、宁波等地区取得了显著效果。1963年底，全省生猪存栏量达到了历史新高。

  在饲料供应方面，山东省创造了＂饲料地分配＂制度。各生产队将部分集体土地划分给养猪专业户，专门用于种植玉米、红薯等饲料作物。临沂地区1964年春季就划分了超过2000亩的饲料专用地，有效解决了养猪户的后顾之忧。

  1964年，河南省开创性地推出了＂以猪换工＂政策。养猪户可以用超额完成的生猪上交换取工分，参与到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中。新乡县的统计显示，这一政策实施后，当地养猪户的年均收入提高了近20%。

  同年，安徽省建立了覆盖全省的养殖技术培训体系。省农业部门组织专家定期下乡，为养殖户传授防疫、饲养等技术。在阜阳地区，这种培训制度使得当地生猪的成活率提高了15个百分点。

  1965年初，湖南省率先开展了养猪专业户评选表彰活动。获得表彰的养猪户不仅享受荣誉称号，还能获得饲料供应、防疫服务等多项优惠政策。长沙县的一份档案记载，当年全县评选出50户重点养猪户，他们的年均出栏量达到了普通农户的3倍以上。

  在技术推广方面，四川省探索出＂联户帮带＂制度。由经验丰富的老养殖户结对帮扶新手，采取＂一带三＂的方式进行技术传授。成都市郊区通过这样的形式，仅1965年上半年就培养了200多户新的养殖户。

  这些创新政策的实施，带来了生猪生产的快速发展。据统计，1965年全国生猪存栏量比1962年增长了近一倍。然而，产量的迅速增加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生产的规模和速度超出了市场的实际需求，部分地区开始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这也为后来各地采取的促销措施埋下了伏笔。

  1965年秋季，面对持续增长的猪肉库存，沈阳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促销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针对机关干部发布的＂每人必须购买15公斤猪肉＂的规定。这一规定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关注。

  这份被称为＂强制购肉令＂的文件分为三个层次：机关干部必须购买15公斤，企业职工要购买5公斤，其他居民则采取自愿购买的方式。为了确保政策的执行，沈阳市还专门成立了督导小组，定期检查各单位的购买完成情况。

  文件下发后，沈阳市的各个机关单位迅速行动起来。市政府办公厅率先组织干部集中购买，一次性就消化了5000多公斤猪肉。沈阳铁路局也在当月完成了全部职工的购肉任务，总计消化了超过2万公斤的猪肉库存。

  为了方便职工购买，沈阳市还创新性地推出了＂分期付款＂政策。职工可以先领取猪肉，货款则从来年的工资中分12个月扣除。沈阳第一机床厂就有超过200名工人选择了这种付款方式，平均每人购买了8公斤猪肉。

  同时，沈阳市的各个国营食品商店也开展了促销活动。和平区的北市场率先推出＂买五送一＂活动，购买5公斤猪肉可以免费获赠1公斤。这一促销方式很快在全市推广，带动了居民的购买热情。

  为了解决储存问题，沈阳市还临时征用了一批工厂的地下室作为储藏室。沈阳拖拉机厂就将其地下车间改造成了临时冷库，为职工提供了储存服务。这种做法解决了不少家庭存放猪肉的困扰。

  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有的单位干部提出家中老人不吃肉的实际困难，市政府随即允许这部分干部可以将多余的肉票转让给其他需要的职工。沈阳电机厂就通过这一种方式，妥善解决了十几位老年职工的实际问题。

  除了强制购买之外，沈阳市还组织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各个街道办事处组织居民举办＂爱国购肉＂讲座，介绍猪肉的营养价值和储存方法。沈阳日报也连续刊登了系列文章，报道各单位购买猪肉的先进事迹。

  这场声势浩大的促销活动持续了整整两个月。据统计，仅1965年10月至11月，沈阳市就消化了超过50万公斤的猪肉库存。其中，机关干部的强制购买占到了总量的40%以上。

  沈阳的这一做法很快引起了其他城市的效仿。长春市随后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要求机关干部必须购买10公斤猪肉。哈尔滨市则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做法，将购买指标与单位的工资等级挂钩，级别越高的干部，需要购买的数量就越多。

  1966年初，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生猪供需失衡的问题，国家层面开始实施一系列调控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涉及生产环节的调整，还包括了销售、储存等多个方面的改革。

  首先是在生产端采取了＂计划生产＂政策。各省根据上一年度的消费数据，制定下一年的生猪生产计划。以河北省为例，1966年2月，省农业厅下发文件，要求各地严格控制生猪存栏量，对超出计划的养殖户不再提供饲料补贴。

  在销售环节，全国推广了＂三级调剂＂制度。省级、地级、县级分别建立调剂中心，负责区域内生猪余缺调剂。上海市在实施这一制度后，成功将郊区过剩的生猪调往市区销售，仅1966年上半年就完成了15万头生猪的余缺调剂。

  储存方面，各地开始建设标准化冷库。天津港率先建成了可储存5000吨猪肉的现代化冷库，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制冷设备。这种大型冷库的建设，为调节市场供需提供了重要支撑。

  1966年5月，广东省创新性地推出了＂双向合同＂制度。养殖户在养殖之前，必须先与收购单位签订销售合同，收购单位则要与零售商签订供货合同。这种首尾相连的合同制度，有效防止了生产的盲目性。

  为了稳定市场价格，北京市实施了＂价格联动＂机制。当生猪收购价格下跌时，饲料价格也相应下调，反之亦然。这一机制在朝阳区的试点中取得了良好效果，有效平抑了价格波动。

  同年7月，湖南省开展了＂定向供应＂试点。将部分养殖户与固定的企业食堂对接，由食堂直接下订单，养殖户按需生产。长沙市通过这样的形式，成功消化了30%的生猪产能。

  在运输环节，全国铁路系统开通了生猪运输绿色通道。从四川运往广东的生猪专列，运行时间从原来的5天缩短到3天，大幅度的降低了运输损耗。这一措施为区域间的供需平衡提供了有力保障。

  1966年底，辽宁省总结经验，推出了＂四位一体＂的调控体系，将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统一规划。沈阳市在执行这一体系后，生猪市场的价格波动幅度控制在10%以内。

  浙江省则探索出＂淡旺季错峰＂模式。依据市场需求规律，将生猪生产计划分为旺季和淡季两个阶段，通过差别化的收购价格引导养殖户合理的安排生产时间。杭州市采用这一模式后，有效缓解了节假日期间的供需矛盾。

  这些调控措施的实施，逐步实现了生猪市场的供需平衡。据统计，到1967年初，全国大多数地区的生猪价格趋于稳定，库存量也维持在合理水平。市场供需的基本平衡，标志着这一轮生猪供给过剩的局面得到了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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